A4：专版
有这么一群医生，他们一面在医学道路上跋涉、成长，一面以专业帮助不少因迟暮而引发多学科病症的病患。这群医生以丰富的专业知识与经验、多学科联动，直面解决这些复杂病症。这是他们的工作，同时也点滴渗透、延伸成了他们的生活——多年如一日，业余时间义务做医学普及、调研等公益事务。
或许，正是因为他们看了太多的人生“夕阳”场景，才更希望把古时“上医治未病”和当下倡导的“明日医疗”高效结合，尽快服务于民。
孙永安，就是这群医生中的代表，承上启下，重任在肩。
孙永安，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主任医师、神经科党支部书记兼科行政副主任。他参加过多项国际多中心临床药物研究及多部医学作品的书写，近5年来，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在包括ENCE、STROKE等杂志在内的国内外期刊公开发表论著30余篇。
MDT——多学科团队之“优”
多学科诊疗模式（简称MDT），是现代国际医疗领域广为推崇的领先诊疗模式。MDT在打破学科之间壁垒的同时，可以有效推进学科建设，实现医生、科室和医院的共同提高，从根本上降低医疗费用，大大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孙永安所在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简称“北大医院”）多年在MDT领域精耕细作，无论是教研还是临床，在国内都算得上是“领头羊”。优势在哪儿？孙永安言简意赅：“优势总体就是北大医院综合多学科全面发展。”
北大医院是口碑极佳的老牌医院，有着全国排名第一的临床专业，多学科综合影响力的专业排名位列全国前十。
临床是基本线
“对于北大这种老牌医院，临床是基本线，我们有强大的临床团队，也有大批经验丰富的临床专家。” 孙永安提到了刚去世的张树基教授，“他是‘北京市的抢救大王’，培养出大量的专业医生、专业团队。”
孙永安寥寥数语，不难解读出他对“最核心”的尊重与敬意。不计名利得失，一生战斗在一线，春泥护花培养后辈，这的确堪称医界的“最核心”，是真正的脊梁。
北大医院MDT起步比较早，学科之间的配合、多学科团队，都非常出色，正是这种优势给予了孙永安底气：“我一直觉得我们不单单是神经内科大夫，同时也需要掌握消化、心血管、呼吸等基本临床技能。我们为什么有底气收这么多病人？因为，我们有一个随时可以调动的团队，遇见其他专科的问题，其他专业的团队能及时帮我们解决。”
MDT的必要与流程
孙永安所在的病房收治的慢性病人居多，占比80%-90%。比如，脑血管病、癫痫、神经系统脱髓鞘疾病、运动神经元病、多系统萎缩、帕金森病、痴呆等，都是慢性病。
病人到一定年龄，大概率会有多器官出现多种疾病，疾病之间互相影响，不同的药物对不同疾病之间也会有影响，所以尽量优先选择一个能治疗主病，又不会加剧其他病并发的最佳方案。
如果一个患者身患合并多种疑难重症疾病，科室会通过医院的协调部门，对需要解决的临床专科的专家们发出邀请会诊。这个过程中，孙永安他们启动MDT模式——不同专家、科室之间共同讨论，专家们根据诉求，了解病人临床资料，结合化验影像学，提出适合病人的中肯意见，最后汇总到孙永安这里，得出一个综合的对病人有利的诊治方案。
医学本身就是MDT
MDT应该说是医疗的“底色”，成人病患随着年龄增长，基础病增多，多学科诊疗是必然。
孙永安提到了一个近年相对增多的现象，病人的焦虑心理影响到了躯体功能。比如，有病人吃睡都不好，胸闷、消化不良、心慌、失眠、全身无力、手疼。病人自行上网查到一个与自己症状相吻合的症状，就自以为得了运动神经元的病。其实，这是焦虑引起的“躯体化的症状”。再比如，病人头疼会怀疑自己长了肿瘤，然后会反复求证，其实已经成了因为这个病导致的心理疾病了。
类似这种焦虑的患者，会辗转很多科室，做各种检查，却不一定接受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孙永安说：“其实，我可以判断有90%甚至以上的患者患有三种以上症状，病人就是存在一个焦虑状态。如果病人能接受神经心理专家的诊治，吃药就能改善，但是人的心理是很复杂的。所以我要通过一些证据先来证明，排除患者认定的病，再进一步治疗。此外，很多头晕的患者早期并不了解有一个疾病叫耳石症，头晕时候会感到天旋地转，各种药物效果都不好，针对此类疾病，通过手法复位就好。”近10年来，孙永安通过讲课、培训等知识向患者普及各类疾病的症状以及治疗方法，病患自身误诊率在断崖式下跌。
为患者家庭提供多种选择
一个病人的治疗方案取决于病情，孙永安说：“其实还会相对客观地考虑。比如，有些老人已经多器官衰竭，肾脏和心脏不好，如果呼吸又不好，需要给患者上呼吸机的时候，在追求医疗无缺憾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到人文相关，作为医生来讲，我们希望成功救治每一位患者，但是也需要考虑患者的感受，充分说明各种预后。例如一些年老、合并多种并发症的患者，如果家庭不富裕，需要和患者家属交代清楚，因为上机一个月可能花掉几十万元，要了解他们家庭的经济条件是否能应付。这种决策不单单和医疗相关，还涉及到很多方面，包括患者的预后，患者家属的经济承担能力等，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帮病人做决定的，我们能做的就是给家属提供相对客观具体的几种选择方案，由家属选择，不要误导人家。”
公益——医者仁心之“选”
在孙永安教授任职的相关专业委员会的社会职务中，中国老年保健协会阿尔茨海默病分会（ADC）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是一个相对重要又醒目的职务。在这里，孙永安几乎消耗了工作之外的大部分时间，执著于此，不得脱、不能脱也不想脱。多年下来，专业知识普及、公益推广模式、对应渠道、助力政策推进等方面，孙永安俨然已是医学专家之外的另一个领域的公益专家。因为他笃定：相关医学的公益推广至关重要，是未来全民健康和医学进阶的坚实底座。
孙永安说：“做公益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最初，老师讲课，学生做幻灯片，时间长了，学生也要讲了。我参加工作以后资源多了，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基金会，包括自身的协会，这几年我们做的公益活动推进有了全速气势。最初我是个委员，那时候跟着我们的前辈们做事，跟着跑腿，现在做副主委兼秘书长，就要更多地组织专家和活动，进行科普和义诊等。我给老百姓讲科普不求任何回报。”读博士时，孙永安的博士导师的专业是阿尔茨海默病，老师会带着他去讲一些科普。“我们中国老年保健协会阿尔茨海默病分会是国内最早从事阿尔茨海默病研究的，它是一个慢性间歇性疾病。这几年，随着我国健康知识的普及，病患及家属对阿尔茨海默病的了解越来越多。如今很多手段都可以对阿尔茨海默病进行早期识别，包括记忆门诊和一些更先进的方法，比如影像学、血液、腰穿的检查、派特CT的检查，对早期识别阿尔茨海默病都有帮助。我们不要认为这个病是不治之症、无药可救，其实并不是这样，只要我们给予积极干预和治疗，比如培养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合理用药等，就能减缓病情的进展。良好的生活方式有助于预防和减缓阿尔茨海默症，例如多进行有氧运动、少吸烟、预防高血压及肥胖、预防听力下降、减少社会隔离、多进行智能训练等，能减少1/3的发病率。另外合理用药也可以减缓病情，比如患者不用药5年就达到重度痴呆阶段了，如果用药可能七八年，甚至十年后才达到重度痴呆水平，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他们可以跟家人互动，享受天伦之乐，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除了遗传因素占到所有患者的3%-5%（不同资料显示不同）外，其他因素也会对阿尔茨海默病产生影响，例如年龄、血糖、血压、血脂，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像饮食、活动、智能训练，另外听力下降、社会隔离、失眠、抑郁等各种疾病，对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都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已经接近了1000万，约占全球的25%。而且在我国，阿尔茨海默病存在着“三低”——认知程度低、就诊率低、接受治疗的比例更低，患者也常常被社会遗忘、忽视、误解。每年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而每年9月孙永安他们都会发起记忆主题相关的公益活动，通过大量媒体的报道，启动9月甚至全年的认知相关的公益计划，例如每年9月启动记忆行系列主题活动：与韩红基金会合作，设计并发放记忆包裹；拍摄医学短视频宣传科普；做线下义诊等现场活动；请一些有影响力的名人作代言，宣传认知障碍相关疾病；与今日头条等新媒体合作，通过高科技手段定位，尽快找到走失的老人；与人口福利基金会合作，设计并发放黄手环；与人民日报健康时报一起，设计问卷并做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生存现状的调查及发布；应卫健委相关部门的邀请，与专家们一起，起草总结“阿尔茨海默病核心提示”……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阿尔茨海默病分会是2002年经民政部批准的中国老年保健协会的全国性分支机构，系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Alzheimer’s Disease International, ADI）在国内的唯一正式成员。协会成员大部分是认知领域的相关专家教授，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大家都是利用自己业余的时间，做大量的公益活动。孙永安作为协会的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几乎什么都做，无任何商业目的，单纯科普。如此倾心用力，医者仁心已是本分，红尘素心更是活法。
仁心仁术 大医精诚之“守”
孙永安有一句话，“其实行医每天都接触不同的人物，看到太多的病痛，但我是最不会诉说的一个人。”
其实，这句话特别传神——滚滚红尘，横看成岭侧成峰，都是故事；把行医日常看成故事，是观察者的冷静视角；以自己的专业优势，全力以赴推动故事发展、演绎出相对好的结果，是主角设定。孙永安并非不会讲故事，而是在人间戏剧中，用专业行动力讲故事。
曾经想当警察的医生
孙永安学医最初属于“被动型”，父亲觉得当医生是荣耀。而血气方刚的孙永安自己想当警察，主持正义、实现英雄梦。最终，孙永安还是选择了学医，时间长了，他习惯了，也喜欢了。
“学医跟很多职业不一样，不适合经常跳槽、换专业等，必须在这一条道上走到黑，而且要不断积累。我现在就常和学生说，当医生无法走捷径，不需要你多么聪明，但是需要你很勤奋，需要你不断地积累，在北大医院这样的平台上，你每天进步一点点，几十年下来，就是全国知名的专家。”孙永安就这样，本科、保研、博士，毕业后留在北大医院工作，经过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的培训，2006年任主治医生，2010年任副主任医师，2019年任主任医师。孙永安悠然自嘲：“这跨度也不小，年资也挺高的，现在是老大夫了……”
耶鲁与西藏 各有成长
其实，孙永安的讲述跳过了自身经历中的“故事性”——
2013至2014年，他在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深入研究让他在国际权威杂志J NEUROSCIENCE发表了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
2017年7月至2018年8月，他作为第三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成员，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神经科担任科室主任。作为首席专家中的一员，孙永安参考北京大医院的发展方向，结合科室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规划，为西藏“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夯实了基础。
孙永安说：“我第一次到西藏是2016年,当时是去看望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第一批‘组团式’援藏的孙葳大夫。我在进藏的第一天,就体验到了比较严重的高原反应,例如心慌、血压升高、失眠等。但也就是在那一次西藏之行,我了解到了西部高原地区的医疗现状,从而产生了来西藏,为西藏人民的卫生事业做出一点贡献的想法。因此,在2017年5月, 我主动向医院申请,参加‘组团式’医疗援藏的工作。受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委派,我担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第三批‘组团式’医疗援藏医疗队的领队兼党支部书记,带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8名援藏医疗队 员,与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共30余名医疗队员们一道,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开展工作。作为医疗援藏专家,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首先,承担繁重的日常临床诊疗工作。除了门诊以外,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病房,对于新来的危重或复杂的患者,都要亲自仔细检查,为其制定诊疗计划。其次,承担教学、科室建设、培养人才任务。结合当地科室的实际情况,参照北京大医院的发展方向,我和当地神经科主任共同探讨协商,为科室制定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规划。第三,带动当地神经科学研究发展。我从事的是脑血管病及记忆障碍的研究,在高原地区上有着很宽广的应用空间。第四,积极做好科普宣传工作。我赴藏以后,加大了对脑血管病的宣传力度,逐渐增强了当地老百姓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我珍惜在西藏的每一天，努力用自己的知识和技术，为当地的老百姓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能为西藏的建设发展和西藏人民的健康做一些绵薄贡献，青春无悔！”在藏期间，他不仅培养了学生，救治了患者，还带动了高原神经医学科研的发展。目前，他带领西藏自治区当地团队发表了6篇以上的论著，其中3篇是被SCI收录，包括在脑血管病相关的权威期刊STROKE上发表论著。
三个词形容自己
孙永安用三个词形容自己，他首选了“踏实”。
孙永安的确给人“静水深流”的稳，他说自己不聪明但勤奋，愿意一条道走到黑。
第二个词，他选了“善良”。
孙永安言语中，不仅有病人的痛苦，还有病人家人的痛苦，更有老百姓的健康未来。
第三个词，他选了“坚守”。
医生的处境、待遇，全社会有目共睹。然而，也正是在外界喧喧闹闹之时，有人“但诚一念守其中”，弥足珍贵。
孙永安简历
博士，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主任医师，神经科党支部书记兼科行政副主任，北大医院国内合作处处长。任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数学生命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阿尔茨海默病分会（ADC）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国老年保健协会智慧医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委员，北京神经内科学会（BNA）认知障碍及相关疾病专业委员会常委，BNA神经康复分会委员常委，中国微循环学会神经变性病专业委员会神经分子影像学组常委，北京神经内科学会神经变性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卒中学会血管认知障碍分会委员。任《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编委。
于2013年至2014年在耶鲁大学医学院进行阿尔茨海默病治疗相关的基础研究，师从著名神经病学家Stephen M. Strittmatter。2017年至2018年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担任神经科主任及西藏自治区首席医疗专家。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脑血管病与痴呆，在研项目有国家重大慢病专项、国家自然基金，并主持部级课题两项。参加过多项国际多中心临床药物研究及多部医学作品的书写，是国家自然基金、北京市自然基金评审专家。近5年来，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在包括J NEUROSCIENCE、STROKE等杂志在内的国内外期刊公开发表论著20余篇。曾荣获北京大学医学部优秀教师，西藏自治区“组团式”援藏先进个人，北京大学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大学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