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 江
故宫年夜饭的事儿,最近上了几次热搜。先是故宫角楼餐厅推出每桌6688元的年夜饭,引起了网友对于价格的争论。但没过多久,故宫年夜饭又突然取消预定。虽然推出年夜饭的是故宫角楼餐厅,位置更不在故宫博物院之内,但鉴于近几年故宫博物院在文创界“风头过盛”,不少网友还是忍不住开始思考博物馆过度商业化是否合理的问题。
这样的声音会出现并不意外,近几年只要是一个博物馆,不是在做文创,就是在准备做文创的路上。一个博物馆想短时间迅速提升知名度,最快的办法就是吸引年轻人。
2019年,敦煌博物馆将印有飞天奏乐图案的滑板,送给了一位流量明星。由于该明星颇高的知名度,敦煌博物馆第一次达到了“众所周知”的地步,跟着该明星的名字一起上了热搜。尽管上热搜的时间很短暂,但是效果却非常显著。当敦煌博物馆开启同款滑板的众筹后,原本定价299元,众筹目标也才2万元的项目,最终在该明星的粉丝购买下,众筹金额达到了四百万元,滑板的价格也从一开始的299元涨到369元。卖完了好几批次,粉丝还在央求博物馆继续卖。
无论粉丝是抱着喜欢滑板的目的,还是想证明偶像的带货能力,敦煌博物馆印在滑板上的飞天系列图案,都借助粉丝经济进行了一次文化传播。在此之前,这些带有深厚故事底蕴的图案,原本只是冷冰冰的,与参观者颇有距离感的挂在展览厅的艺术品,现在却借助新的载体,被更多人关注到。除此之外,甚至有粉丝因为滑板的事情,而提起亲自参观敦煌博物馆的兴趣。
这种不远万里也要送门票钱的精神,在十年前,甚至五年前,很少能在对文物或历史文化没兴趣的年轻人身上看到。而这是商业化的力量之一。
另一个更经典的例子,便是文创界网红故宫博物院了。若将时间拨回五年前,在大多数来北京参观旅游的人心目中,故宫只是来北京必去的三个地方(天安门广场、故宫、长城)之一,但也仅此而已。2013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单霁翔,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曾吐露,“现在大多数人来故宫,感觉是来一个旅游景点,而不是文化机构。”
确实如此。因为当游客仅仅只将一个地方看作旅游景点,而未意识到其背后的文化价值和珍贵性,通常行为上就很难自觉约束。单霁翔在七年前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谈到自己的两个提案,其中一个便是“建议机动车不再穿行故宫”。《新京报》对单霁翔的采访中提到,那时故宫发生过“文物被盗、被刻字、扔玉米芯等问题”,这些事件的发生,恰恰是故宫作为文化机构的属性未被大众重视的结果。
但是2020年,人们再看到有人开车进故宫,那种感到故宫被冒犯到的愤怒,正是由于大众普遍意识到故宫在文化方面的珍贵性。而这种保护意识的觉醒,并非单单靠时间的积累,反而是商业化的进程中,反复进行的文化传播。
2019年,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透露,2019年故宫博物院接待观众数量首次突破1900万人次,40岁以下观众占到56.16%。年轻人为什么会成为参观故宫的主力军?显然文创的力量不可小觑。文创产品提升了年轻人对博物馆的向往,并且间接的向没机会去博物馆参观的人,介绍并丰富了博物馆文物的生命力。陕西博物馆在2019年陆续推出了许多周边产品,如壁画系列的冰箱贴。陕西博物馆的壁画展馆,票价高达300元,但是壁画展馆里悬挂的端花女图、托盘仕女图、抚琴仕女图等昂贵文物,均被复制成憨态可掬的冰箱贴,以每款20元进行售卖,冰箱贴背后会标注来自哪件壁画,并印有原版壁画的图案。购买的消费者会在无形之中了解到这幅壁画,而壁画借助这一方式的传播,增加了一个了解它的人。
而这些全部都源自商业化的推进。七年前,单霁翔说希望故宫有尊严。七年后,超过600年的故宫通过商业化之路重新焕发活力,让年轻人意识到其真贵性。如今,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都在效仿故宫的商业化模式,甚至大幅度提升了当下年轻人对逛博物馆的热情。从2018年开始,陆陆续续有媒体报道,博物馆已经成为了年轻人新的社交场所。“预约”“限流”“排队”成为假日期间各大热门博物馆的关键词。
商业化让博物馆不再冷清,重新变得年轻,轻而易举地做到了文化传播。因此,与其苛刻地、不懂行地对博物馆商业化的模式指手画脚,不如好好享受那些年龄超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文物,给予现代产品全新的设计创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