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酒业
北京，一座凝聚千年帝王之气与市井烟火的古都。
建都八百余年，历元、明、清朝三代直至今日，这座城市吸纳了无数外地文化，却始终保持着独具特色的京味气质。
在北京的人间烟火中，有一缕穿越几百年的清香，醇厚而清冽，从山西杏花村飘然而至，融入京城的味觉记忆。
晋商驮铃 汾酒北渡入京
明代中叶，晋商崛起，不仅改写了中国商业史，也重塑了白酒的流通版图。
汾酒，这一源自汾州杏花村的千年佳酿，在晋商马蹄与车轮的推动下，开始大规模向外输送。
《山西通志》等史料记载，晋商以诚信勤勉著称。在晋商的带动下汾酒的经营发生历史性转折。
一是汾酒开始大规模地向外地贩运；二是杏花村的酿酒师开始到各地酿酒；三是垄断了烧酒大曲进而控制了白酒生产经营，今天历史悠久的白酒产地，当时基本都是晋商云集地。
汾酒酿造技艺伴随着晋商的足迹，开枝散叶，传遍大江南北，北京、陕西、内蒙古、四川、湖北、贵州等地，都留下了晋商与汾酒的足迹，衍生出异彩纷呈的中国白酒香型和酒类品牌，奠定了中国白酒的产业格局。
北京，历来是晋商沟通南北的枢纽重镇，自然也成为了汾酒香飘万里、誉满京华的重要舞台。
将汾酒北运京城，往往需陆路翻越太行天险，或借漕运经大运河抵通州再入京师，虽运输成本高昂，却因需求旺盛而渐成规模。
汾酒入京，不仅是商品的流通，更是技艺与风味的迁徙。杏花村酿酒师随晋商足迹远行，将“固态地缸分离发酵、清蒸二次清”的工艺带至各地。在北京，他们因地制宜，虽未直接设坊，却深刻影响了京师酿酒技艺的审美取向——追求清冽、纯正的风格。
至清代，汾酒在京城已不仅是商品，更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康熙四十六年，一场名为“中国汾酒诗会”的雅集在京举行，宋荦、王式丹等二十余位文人名士汇聚，以诗赞酒。宋荦写道“滦鲤登盘美，汾酒开瓶馥”，王式丹称“汾酒瓮初坼，名酎不虚传”。
这些诗作后被收入《四库全书》，使汾酒成为唯一载入这部典籍中的国家名酒。
从御宴王席到市井杯盏 汾酒融入京味文化
汾酒在北京的传播，呈现出从宫廷到市井的全面渗透，反映出北京文化包容并蓄的特征。
作为宫廷御用，受帝王青睐。《义安村志》中记载着一则民间故事，清代，汾阳酒商义安村张氏一族在北京销售汾酒，所售汾酒深得嘉庆帝喜爱，被嘉庆帝封为“三代王”，意指其在顺治、康熙、乾隆三代一直作为大清宫廷用酒。
民间故事或有演绎成分，但并非没有渊源。
汾酒同样也是士商阶层的风雅之选。
除了那场隆盛空前的“中国汾酒诗会”。清代《两般秋雨庵笔记》明确将汾酒列为名酒之首；小说家李汝珍在《镜花缘》中把汾酒列为“天下第一烧”；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评价：“既吃烧酒，以狠为佳，汾酒乃烧酒之至狠者。”
所谓“狠”，指的是酒体浓烈、风格鲜明，符合士人追求真味、崇尚刚健的审美。晋商在北京开设的票号、商号更是将汾酒作为宴客、议事的必备之物，无形中推动了汾酒在士商阶层的流行。
京城的市井生活中亦弥漫着清香滋味。
尽管因运输成本导致汾酒价格不菲，但它并未远离寻常百姓。《酒的中国地理——寻访佳酿生成的时空奥秘》一书中介绍，清代北京饮酒文化存在明显的分层：绍兴黄酒为遗老世家的首选，汾酒则是政商人士白酒中的上品，而普通民众则饮用本地烧酒或黄酒。
但在年节、婚宴等重要场合，不少北京家庭仍愿意购置汾酒以显郑重。李汝珍在《镜花缘》中将其列为“天下第一烧”，也反映出汾酒在市民中的崇高地位。
汾酒融入北京，和北京文化的多元与包容性息息相关。宫廷的庄重、文士的风雅、商贾的务实、市井的热闹，都能在这一杯清醴中找到共鸣。
时至今日，在汾酒的现代化发展中，北京仍是其品牌、市场的重要一极。
随着“国潮”兴起和消费者对白酒本源文化的兴趣提升，汾酒持续强调其“中国酒魂”的地位和与北京的历史渊源。“汾酒诗会”等文化IP被重新挖掘。
8月，首届“古韵新声·诗酒年华”汾酒杯诗词楹联全球征集大赛在北京启动，通过科技、艺术及年轻化的时代表达，重构诗酒文化的当代叙事。
2025年北京广播电视台蛇年春节联欢晚会，青花汾酒独家冠名。从晋商时期走进北京城，再到以春晚为媒介持续焕新，汾酒与北京乃至北京文化的联结，仍在续写。
在古今交汇的北京街头，一缕汾清持续飘香。 （汾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