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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黄金周，再加上中秋节，从10月1日到10月8日，假期长达8天，被政府及企业看作是全民消费的旺盛日子，以此来形成国内消费动力。比如，由商务部牵头的消费促进月，动员全国35个省区市的179个重点城市政府、10多万间企业和涉及实体和线上200多万商户参与，时间正好覆盖“十一”黄金周。
按照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在今年黄金周期间，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6.37亿人次，按年计恢复79%；实现国内旅游收入达4665.6亿元，按年计恢复69.9%。由于复工复产需求，假期内货车流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5%，日均达到578.73万辆次。商务部的资料显示，全国零售和餐饮重点监测企业销售额约1.6万亿元，日均销售额同比上升4.9%。其中包括全国8天电影票房超过了39.5亿元，为历年黃金周第二高水平。
对于这些数据，有经济评论认为，尽管中国的新冠病毒疫情得到真正控制，中国经济与消费也开始全面恢复，但可能是受新冠病毒疫情之影响与冲击，黄金周的消费并没有全面复元，比政府预期的要差。其原因或是居民为了规避疫情而不愿出来旅游，或是受疫情打击，居民收入下降不敢增加消费等。
不过，实际情况可能与这种分析的差距比较大。一是上述数据并非能够观察到居民的消费增长或减少的力度，因为，新冠病毒疫情之后，居民消费模式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宅经济”大行其道，更是无法用这样简单数据来测算这次假期居民的消费增长情况。更何况，这种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黄金周消费，早就开始在退出中国市场，国内绝大多数居民对这种人满为患的旅游已经没有多少兴趣；至于国内旅游代替出国旅游更是政府的一厢情愿。二是政府的统计数据测算采用的是恢复性比较，其意义在于传统的观念来对比两个时期居民旅游消费的变化及新冠病毒疫情后居民旅游消费复苏的程度，其意义并不是太大。与目前全球各国疫情冲击情况相比，中国经济最先走出新冠病毒疫情影响的国家，也可证明中国经济内循环正在走自己发展之路，不过，中国居民消费力的强弱并非由此可测算到的。
其实，以政府行政性的方式来推动的旅游消费，实际上那仅是早期觉得效果显著，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这种政府行政性方式推动的旅游消费，不仅效率低，也是以消费者付出巨大的拥挤成本为代价的，更重要的是把中国最为重要一半人口（农村居民）排除在外，因为农村居民基本上不会参与这种旅游消费。所以黄金周近5000亿元旅游收入与年近100万亿元的GDP中占比肯定很小。实际上，要让以国内居民消费为主导的内循环经济转动起来，并非市场能够提供多少商品及服务（因为市场经济永远是过剩经济，只要有市场需求，市场供给就会到哪里），而是在于中国居民的消费力有多大？在于这种消费力在哪里？
就中国14亿人口来说，中国当然有一个巨大到无边际的市场。在中国，任何一个商品，无论其价格多低，只要有市场，在中国有巨大的市场占有率，生产这个商品的企业就可是一个宠大的企业。娃哈哈矿泉水就是一个最好的案例。但是，中国这个市场经济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有很大不同。一是中国的权力在资源和财富分配中占绝对重要地位，所以，中国的许多财富基本上会向权力聚集，权力成了财富与消费力的主要象征。比如，为何北京能够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城市，就在于中国权力集中在北京。二是在这种市场背景下，这必然造成了地区之间、城市之间、个人之间等巨大的财富收入分配不公，居民的消费力相差悬殊。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少数居民的消费力可以与发达国家的居民相比，但绝大多数中低收入者则消费力很弱。三是中国城乡二元分化差距，并没有随着中国经济成长而缩小，反之还有扩大的趋势。而这种城乡二元分化，即使农民居民到城里寻找工作，他们收入水平仍然是城市最低层次上。
还有，中国的城乡二元分化体制，是导致占人口比较近一半的农村居民消费力最弱的关键所在。我们只要到许多边远的农村去看看，我们只要去看看城市建筑工地那些蹲在地上用馒头再加点青菜吃饭的农民工，我们只要问问由农村到城里打工的环卫工等，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年来他们的生活水平上升得非常非常得慢。除了保证基本的温饱问题，根本就没有多少消费力。还有，当前中国居民住房按揭贷款达到34多万亿元，仅此贷款利率每年就得支付快到2万亿元，再加上归还本金，这是严重挤压城市居民消费力的重要方面等。
所以，中国要发展以内需为主导的内循环经济，并非仅是企业商品及服务增长，更重要的在于提高绝大多数居民的消费力，特别是农民居民的消费力。就目前绝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水平而言，他们的收入水平远无法启动消费大循环。中国只有进行一系列的重大制度改革，增加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关系、提升公共服务水平、逐渐弱化权力对资源的分配等，这样才能真正提升整个国民的消费力水平。这才是启动内循环经济及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易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