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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9月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3%，也远低于疫情前的8%的正常增速。接下来经济复苏的成色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消费改善的力度。因此，下大气力激活消费这个最大变量刻不容缓。
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由负转正，在巨大困难和挑战中稳住了经济基本盘。三季度三驾马车全部转正，尤其是社消今年首次实现季度正增长，再结合10月黄金周的市场表现，预示中国经济疫后复苏已由供给端拉动的结构性复苏向供需联动的全面回暖方向迈进，而居民消费有望成为经济进一步复苏的主要驱动力。
经济增速转正不是目标，只是阶段性成果。普遍预计今年中国有望实现2%的增长，这意味着四季度的经济增速要从三季度的4.9%升到5%－6%区间。当前国内防疫进入常态化，经济修复也在向常态化迈进，工业增速和基建房地产投资及出口增速已经恢复到或接近疫情前水平，边际改善动能有限，进一步拉动经济的动力自然要放在消费身上。
近些年消费已成中国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就今年而言，消费恢复滞后也是拖累中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2019年，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最终消费支出57.8%，资本形成总额31.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11%。但前三季度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是-7.2%，这意味着，迄今消费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负的，经济的正增长全部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即便9月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3%,也远低于疫情前的8%的正常增速。当然，挖下的坑大，复苏潜力也大，接下来经济复苏的成色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消费改善的力度。因此，下大气力激活消费这个最大变量刻不容缓。
众所周知，在我国经济复苏过程中，供给侧和需求侧恢复进度并不一致。总体来看，需求的恢复滞后于供给；从需求看，外需好于内需，投资强过需求。就消费而言，线上消费好于线下消费，实物消费好于服务性消费，高端消费增速好于中低消费增长。这其中，服务需求又成为最大短板，前三季度服务类消费下降11.5%就是明证。也不难理解，服务业以线下交易模式为主，对疫情防控举措更为敏感，复商复市最晚起步还得逐步放开，因此在所有行业中其整体状况与疫情前差距最大在情理之中。
进一步说，我国服务业中，占比最大的两项是旅游和餐饮。去年它们的年销售额为11万亿元人民币，占到我国GDP的九分之一。这两大行业也恰恰受疫情影响最大，不但拖累了服务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消费复苏进程。即便整体餐饮住宿业已处于加速修复期，三季度末限额以上餐饮收入同比增速仍是-2.9%，即便“十一”黄金周旅游业开了“挂”，也才恢复到往年七八成的“功力”。显然，服务消费的修复是疫情冲击后消费恢复常态化的重中之重，也是经济增长回归潜在增速的关键环节。
相对生产和投资，消费受疫情影响更大，但说到底，决定消费增速的根本因素还在于收入。前三季度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3.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0.6%，疫情下这已是了不起的成绩，但和之前的正常增速比还是低了5—6个百分点，意味着几千亿乃至近万亿的人民币收入没了，这对消费能力的影响不容小觑。而其中，居民收入的中位数增长3.2%，低于平均数，说明受疫情影响，不但收入增速下降了，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实际下降6.6%，反映的正是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和消费信心缺乏，究其根源在于收入不足。
好在趋势已变。往前看，在经历了复工复产拉动、政策支撑的投资发力后，随着居民与企业收入回升，经济复苏的边际动能已日趋由增加投资转向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虽然时不时一些地方仍有疫情暴发，但很快都能被控制，说明我们的疫情常态防控已成体系，安全有效。这不但有助恢复消费信心，也预示消费空间还可以宽松。当然促消费不能只寄望其自然恢复，接下来我们不但有必要进一步加快补齐消费的软硬短板，还要继续做好民生兜底保障和对困难企业及人群的帮扶工作，同时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尤其是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这是真正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支撑内需的最可靠保证。 （盛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