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文字
□ 李晓东
“潞安集团五阳煤矿”是我成长的地方，是我爷爷、父亲和弟弟工作谋生之地。
“五阳”这个名字，看似简单，却大有来历。相传后羿射九日，其中五个落在一处，此地由是得名。煤炭又称“太阳石”，为太阳坠化而成；亦名“乌金”，日中有三足乌，后羿射日，堕地成乌。潞安集团办公大楼前，树立着一尊后羿射日的花岗岩雕像。基座上，有老局长的题字“潞安煤的传说”。我见过无数雕像、塑像、画像、造像，最有神韵、力量、内涵的，依然是这尊和煤矿工人呆在一起的后羿。
上学
爸爸决定过完年假，农历正月初六返矿时带我去五阳上学，上一年级第二学期。当天下着雪，我们走了五里山路，到公路上等矿上接工人返矿的车。可能下雪不敢开快，车迟迟不来。爸爸嘱咐我看着，他睡一会。车来了，我却不愿叫醒爸爸，暗暗希望车开走。爸爸醒来，车站卖票的告诉他车开走了。我挨了骂，心里却有点高兴，因为可以回家见到妈妈和弟弟妹妹，哪怕多呆一晚也好。以后五年，这样的不舍和期望，一直伴随着读小学的我。
可以上学了，书包却成了问题。在村里时，书包是妈妈用各色碎布头剪成菱形，一块块拼接而成的。现在看来，是纯手工、原生态艺术品，有品味得不得了，当时却土得羞于见人。花书包不敢背，又不知道矿上学生用啥子高大上的书包，我爷爷找出一个他先前装材料的手提皮质公文包，装了一个本子，一支铅笔，就到学校了。我被安排在一丙班。
一下课，同学们就围过来看我，叽叽喳喳议论成一片。“你叫啥名字？”“他提着皮包来上学”“你会说普通话吗？”一位女同学问：“你这个数字写的是几？”我说：“9”。“这不是9！”的确，我写阿拉伯数字的悟性超低。交作业时，老师皱着眉头说：“连个数也不会写！”边说边用红笔改成一个脑袋极圆的“9”。我吓了一大跳，知道9的确不能瞎写，头必须圆，要像个蝌蚪。
与乡下孩子进城通常的情况不同，普通话对我似乎从来没有成为一个问题，好像进学校的第一天，就可以说流利的普通话了。老国企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有自己独立的语言，即构成“语言岛”现象。比如，我们矿虽然驻在山西省襄垣县，但大家都不会说本地方言，而是通用普通话的。说本地方言，会让人觉得土。再比如，在山西的铁道部第三工程局，虽然处与处之间距离很远，但世世代代讲东北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则通用河南话，等等。现在想来，可能和我来矿上学之前，已陆陆续续在矿上住了不短时间，潜移默化地学会了。
但我也常露怯。最麻烦的，是看不懂课程表。老家学校里，老师说上语文就语文，说数学就数学，这里却事先排好，而且还有音乐、美术、体育等前所未知的课。我只好傻子过年——看隔壁，同桌拿出什么书，我就跟着拿什么书。一次，两个同学为下一节是什么课争论起来。一个说是音乐课，我正好走过讲台，就喊我看下课程表。我装模作样看了看说，“是音乐课”。另一个坚持认为美术课，亲自跑过来看。我乘机凑过去一起看。小学一年级的孩子，还习惯“指读”，他一边看，一边把手指放到那个格子上。我终于明白了课程表是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竖着排，大大地长进了一回！
教室后墙的黑板上，列着上学期考试班级前十名和后五名同学的名次、姓名和分数。前十名自不待言，语文数学都是90多分，连后五名也六七十分。我在老家读书时候，一般都在20分以内，一次我班有个有点弱智的女生，同桌三年级同学告她答案，考了50分。公布分数时，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想象不出50分是多么巨大的一个分数！我又一次惊呆、吓坏了！回家告诉爸爸。爸爸说，跟不上就留一级吧。我也觉得要留级。因为拼音是我的拦路虎。一年级第二学期，拼音早已学完，我在老家学校，拼音学得稀里糊涂。声母和单韵母还能对付，复韵母就张冠李戴，前后鼻音和卷舌音更是分不清。看到同学们可以流利地用拼音记好人好事，记谁上课捣乱，真的无限羡慕，一听到要加拼音听写生字就头大。直到今天，我前后鼻音和卷舌音还是经常出错。
不过，我的学习比家长、老师和自己预想得要好。期中考试，我也考了80多分。看着自己的试卷，真不敢相信，是自己学习变好了，还是这里的考题比村里简单？到期末，一年级结束时，我居然考了班级第十名！二年级开学第一天，班主任叫三位同学出来，宣布他们留级，我则顺利拿到二年级课本。
到下个学期，学校搬到我家附近。大家把原来的学校叫“旧学校”，虽然它已不做学校了。学校是“子弟学校”，于是，以学校搬家为界，分为“老子弟”和“小子弟”。在旧学校上过学的，归为老子弟，一上学就进新学校的，就是小子弟了。后来煤矿工人大规模农转非，新转进许多学生，虽然不少比我年级高、年龄大，但一样属于“小子弟”。直到现在，和年纪大许多的，真正开始“老”起来的子弟在一起，我也不差辈份。那一个学期意义重大而深远啊。
新学校是一幢四层的红砖楼，比旧学校气派得多。最醒目的，是三四层之间，每个窗户下挂着一个大字，合起来，就是邓小平的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最后一个窗户下空位，加了一个句号。难能可贵的是，直到今天，这16个字加一个标点，依然醒目地挂在原地。风蚀雨淋，牌子肯定换过，但从内容到形式，一以贯之。与之一起坚守的，是校门两边的标语，左为“勤奋学习”，右是“振兴中华”。
我第一次戴上了校徽，白底红字的毛体“五阳矿校”。虽只是长方型平板，可以说全无设计造型。但别在衣服左胸上方，熠熠生辉，很是得意增色。后来我又上过两所中学，三所大学，也拿到过校徽，可从来没戴过，更忘了是啥样子。
吃饭
回忆起矿上的生活，最念念不忘的地方，是食堂。每天早上6：00，中午11：30和下午5：30，当矿上的高音喇叭响起《歌唱祖国》的旋律，食堂就开饭了。重体力劳动的煤矿工人们，踏着“走向繁荣富强”的雄壮旋律，从宿舍楼走向食堂，打开一个个的小碗柜，排队打饭。绝大多数都是年轻或中年男人，也有一些女人小孩夹杂其间，那是来探亲的家属和孩子。我因爸爸“上灶”，常到食堂吃饭。
一进食堂，面条和馒头的味道便扑鼻而来，菜的香味则几乎无迹可寻。盖因生活水准低，以面食填饱肚子，菜的品种、质量和数量都少得可怜。只有三种，肉菜2毛，豆腐1毛，土豆胡萝卜丁5分。我家里兄妹四人，爸爸一个人工作，还要时不时帮帮老家的亲戚，很是拮据，爸爸就非常节省。在我的记忆中，他用一个矿上发的搪瓷饭盆，盆底印着“五阳煤矿工会”的宋体美术字。我刚识得几个字，很是得意，看到盆底的字笔画之间都不连在一起，就说写错了，爸爸也应和说：“真的没写对。”
中饭和晚饭，爸爸都是六两面条，配五分钱的菜。如果我一起吃，往往是两道菜，给我肉或豆腐，他依然是土豆胡萝卜。肉是过油肉，山西第一美食，而且没有蒜薹等素料，一勺油汪汪的肥肉，带着香浓的汁，隔着打菜的窗口直往鼻子里钻。有时还能吃到肉丸，肉丸炒小米干饭，到今天仍令我回味不已。半饭盆浸了油，香喷喷的小米干饭里，地雷一般地埋着又大又香，难得吃到的肉丸！盼望挖到，又害怕挖到，吃一个，就少一个啊……
食堂中间的桌子上，放着两个大脸盆，一个黑黑的，盛着醋，一个却是略暗的清水。问爸爸才知道，是盐水。有的工人偷食堂的盐拿回家，为防偷，食堂想出这招。强体力劳动出汗多，口味重。大半勺冷水倒进饭盆里，口感只会更差，好在也没人讲究。不过，后来又改为粉末状食盐。一次，我打了面条，没用勺子，伸手从盆里涅了食盐放到自己饭盆里。感觉用不完，看到旁边有个工人也要放盐，想起学校里要求学习雷锋做好事，就把剩下的盐直接撒到他的盆子里。那位又生气又不解，说怎么往我盆里放？！我一看架势不对，赶紧溜了。
馒头，我们那叫馍，和面条并列为两大主食。晋东南地区离河南较近，我们矿上来自河南的工人很多，食堂蒸馒头用河南的办法。不发面，放苏打粉醒一定时间后，反复揉面，揉到劲，蒸出来的馒头很实，从皮到里面，一层一层的，可以一层层揭着吃。那时的馒头，有一种浓浓的麦香味，闻见就让人觉得踏实，食堂的味道，就是馒头的味道。
包子种类繁多，有菜包、肉包、豆沙包等等，但当时食堂只有一种包子——粉条包。这种包子个头很大，二两一个，皮薄馅多，但馅只有一种食材，就是粉条——满满的细而长的红薯粉条。山西人喜食醋，许多工人把包子咬一个小口，倒许多醋进去，晃一晃，大快朵颐。我不大吃醋，却可以一口气直接吃下两个大包子。
烤糕则不仅不为外人所知，在我们的食堂也早已经失传了。不过，它的的确确是我童年时代最值得纪念的美味。矿上的粮票，分细粮和粗粮。白面、大米属于细粮，小米、玉米面是粗粮。烤糕的主材是玉米面，而且是和了玉米糁子的，较粗糙的玉米面。用糖精水和面，表面刷上油，放入烤箱，烤得焦黄。一口咬下，有香、有甜、有脆，像糕点，也有饼干的味道。用二两粗粮一分钱菜票买到这么好吃的东西，真的很值。和馒头包子不同，烤糕是长条型，掰开不会散，既可当主食，又能做零食。当时矿上人家的主食构成一般是，早餐，小米稠饭；中餐，面条；晚餐，馒头和烤糕。
福利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和改善日常生活的风气也吹到了矿山。当时工人工资不高，但矿上常会发点东西。我最先认识的字，不是“一二三四”，而是“洋河大曲”。因有一年过年时候，全矿职工每人发一箱洋河大曲。玻璃瓶装的，但不是常见的圆瓶，而是方型。当时太小，没敢喝，不知其味。多年后，喝到其升级换代的海之蓝、天之蓝、梦之蓝，价格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上涨了数百倍。引起我更大兴趣的是，酒瓶子又变了，化作圆肚长脖的水滴形。方久而圆，外形虽变，内涵则一——同样充满了设计感。有人说，创新源于好奇。难得一见的方酒瓶激发了想象力创造力。不知谁发明的，把棉纱浸了煤油，系在瓶身和瓶颈交界处，点燃。待火快灭时，抓住瓶口使劲一掰，瓶子就“身首异处”了。方方的、上大下小的瓶身，正好是一只很潮而且有范的玻璃杯。后来，还烧过二锅头瓶子，成果就是圆茶杯了。一时间，许多人家里都有了讲究的“茶杯”，不再用碗喝水了。
大约1986年春节，矿上还发过山西名酒汾酒和竹叶青酒。生活科发出通知，为让全矿职工家属过好春节，每两家发汾酒和竹叶青各一瓶。下一句话是：如一家来领，只能领竹叶青。当时汾酒比竹叶青更受人欢迎，是大家心中的山西第一名酒。于是，我家和二姑家组成一个领酒互助组。虽是最简单的玻璃瓶装，但却是前所未喝的高档酒，两家人都很高兴，觉得这个年是肯定能过好了。可都想要汾酒，怎么办呢？于是，双方各派最小的成员出马抓阄。两个写了“汾”、“竹”二字的纸团放在姑姑家的桌上，我小妹妹和表弟去抓。结果，不论一局定输赢，还是三局两胜，不管谁先谁后，都是我小妹妹抓到“汾”。大家都觉得奇怪而有趣，著名的50%定律好像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最终，我带着弟弟妹妹们，以发财而又得胜的姿态，捧了这宝贝回家去。
不过，过年发酒的事，并不常见。通常发的是米、面、油，还有带鱼。领带鱼和炸带鱼，如鲁迅先生笔下的年关祝福一样，是众人期盼而欣喜的大节日。一般在腊月二十八，一块块来自“南方”的冰块被运到矿职工食堂，冰块里安睡的，就是一条条长短宽窄不同的带鱼。看到一篇小说《南方南方》，讲改革开放初期，有点弱智的堂弟一心想到南方去，结果屡屡被骗。对于那时候我们那个偏僻的矿山来说，南方的确代表着富裕、混乱，还有神秘。而且，晋东南地区的中心城市长治，在我矿的南面。虽然我五岁时第一次去长治时，被早晨连绵不断的自行车流吓得不敢过街，还差一点掉进动物园的熊池里，但长治的确繁华热闹得多。而我的又小又破的农村老家，则在北边。于是，南、北在我的概念里，就富有好坏高低的价值指向。比长治更南的南方，自然更加不一般了。
分这一年一见的带鱼，不称斤，而数条，在冰块里，也没法称。所以，看到大的，大家就会抢。冰茬子很锋利，我就曾被划破手，冰块上染了淡淡的血痕。一家家用小车把冰块拉回去，在楼下砸冰取鱼。查干湖冬捕的盛况，广为人向往，但这种砸冰取鱼，却少有人知。很快，家家厨房里，都飘出了炸带鱼的香味。裹了淀粉，炸得金黄酥嫩的带鱼块，让孩子们直流口水，边炸，边就“消灭”掉许多。可以说一直到读研究生时期，我对于“吃鱼”的认识，还是炸带鱼块。读研期间，为省钱自己做饭，看到菜市场水箱里鲜活肥大的鱼，心想一定很贵吧。终于鼓足勇气问问价钱，也还好。其他烧法不会，想起小时候学课文《金色的鱼钩》时，不知道鱼汤是怎样的美味。放锅里煮熟，边喝边吃，感觉不过如此，远没有带鱼香嫩可口。
真正引起全矿轰动，并产生出“代际差异”效应的，是发录音机。之前，发过大个的收音机。爸爸带回老家，放在窑洞里的桌子上。和以前常见的扁扁黑黑的小收音机不同，暗黄色的木质外壳，四个脚支撑，“雄踞”桌上，很有些霸气。尤其不一般的是，声音很大，调到最大声，周围几个院子都能听见，而且随时可以听。比挂在房檐下，到时间才广播，只播放“武乡县广播站”节目的“喇叭箱箱”不知高大上多少倍。全村人都来看、来听，很是热闹了一阵。但和录音机比起来，它就土得多了。
和录音机同时发的，是自行车，白山牌的，二选一。结果，年纪大的，通常选择自行车，年轻工人，大多领录音机。在我家的表现就是，我爸爸推回一辆白山牌自行车，姑父满脸笑容地提回录音机。自行车在我学骑车的过程中摔散了架，录音机则成为全家关注的核心。姑父当时很年轻，属于新潮一派，且对自己的“煤工”身份不满，一心想做“机电工”。于是，就从新得的宝贝录音机“练手”。对着说明书很快掌握了各个按键的功能，当自己的声音从机器里原汁原味地放出来，真是又新奇又兴奋，一向严肃的爷爷都露出了笑容。姑父还告诉我们，磁带分原声带和空白带两种，原声带要10元一盘，空白带则只需5元。本来爷爷和姑父的父母，以及我爸爸等“老派人”就觉得录音机“没用”，不料还得接着花磁带钱。大家都主张买空白带，自己录内容。录音机是“单卡”的，没有自动录音功能，录音时，要两台机器面对面，一个放，一个录。全家人都敛声静气，连走路都蹑手蹑脚。可保不准外面有声音，往往在动听的流行歌曲中，蹿出一声嘹亮的鸡鸣。
电视机当然更不同凡响了，但矿上没发过。发的另一种新鲜东西是折叠桌椅。长久以来，职工家里的家具几乎都是从单位借的。床、桌椅、箱柜、火炉等等，上面都写了编号，或钉着一个小白铁皮，上面清楚地刻印着“五阳矿行政科”字样。行政科负责分房子，也负责借家具。家具可以一借多少年，但永远只有使用权，而且种类非常有限。比如，没有双人床，要结婚了，就把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但颜色、新旧常常不同，不知会不会“异床异梦”。改革开放后，年轻人开始感觉借的家具不好了。自己请木工做家具慢慢流行起来。大家把做的新家具叫“嫁妆”——的确大多是准备结婚时用的，但不用于结婚的家具，也被这样称呼。以至于许多年，我一看到“嫁妆”这个词，脑子里马上映出写字台和五斗柜。
我家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有钟表这物件。而且，也是矿上发的。矿上发的钟表，后来我知道属于小型的，大约40厘米长、20厘米宽，但比常见的“马蹄表”可雄伟得多了，又是一阵稀奇。钟分两种，挂钟和坐钟，分别是可以挂在墙上或放在桌上。但属于一个牌子——“奔马”牌，黑褐色的木质表壳顶端正中，是一匹前腿弓、后退蹬的金黄色奔马，黄得有些艳丽。
娱乐
矿区的文化活动，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文化勃兴的初期，但在我的记忆里，矿区文化虽不算丰富多采，却是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的。
文化活动的中心，在位于矿区中心的俱乐部。一幢灰砖盖成的高房子，虽绝对高度不如三四层的职工家属楼，但最有气势。门前十多级半圆台阶，走入广场，再拾阶而上，才能到达俱乐部门前。黄颜色的门，年深日久，已褪色斑驳，但正如《红楼梦》里荣国府椅子上半新不旧的垫子，自然的陈旧，更见出不语而矜的气韵。至少孩子们，对大门里面的世界有着无限向往。后来看到“足球俱乐部”等许多俱乐部，一时都想不明白，俱乐部不是所房子吗，怎么成组织机构了？
俱乐部前端是舞台，放电影、唱戏、职工文化演出、矿上开大会，甚至有一次公审犯人，都在这舞台进行。舞台两侧各有一幅标语，一幅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色彩明显。另一侧记不清楚了，好像有“艰苦奋斗，建设美丽矿山”字样，可惜俱乐部早已拆除，无从查考。阶梯式的大厅里，排着30排座椅，每排31个位子，分单双号排列。虽为简易的木板椅，可人一站起来便自动折叠回去，数十年而功能良好，大约维护得不错。
俱乐部最主要的功能，是放电影。现在的大片都讲“档期”。档期一到，铺天盖地是这部片子，想看其他影片都有点困难，档期一过，又踪影全无，芳踪难觅了。那时矿俱乐部一个月上映20多部影片。月底月初，俱乐部广场上的宣传栏便贴出电影预告和部分片子的镜头截图，下配文字说明，少则八幅，多则十幅，基本可以窥见一点面貌。一部片子通常演一天，三场，上午11点、下午4点、晚上8点。矿工会每月发20张电影券，一张换一张电影票。票也可以用钱或食堂的菜票买，一毛一张。
虽然便宜，可对于几乎没有零花钱的孩子们，依然买不起。俱乐部收票的人叫“国宝”（或是“国保”？）大人这么叫，我们也跟着喊，始终不知他姓什么，名字究竟怎样写。人年轻，个子高，样子也帅，而且绝对引领全矿时尚，第一个烫卷发是他，第一个戴“石头镜”的是他，第一个穿喇叭裤的，也是他。看到国宝玉树临风地站在收票的栅栏前，我们又羡慕又害怕，彷徨地思考怎样才能混进去。看着我们心神不宁的样子，国宝愈发得意。不过，说实话，无论国宝还是俱乐部，对小孩子都真心不错。两个孩子可以共用一张票，一个大人，还可以带个孩子进去。我们常寻摸哪个大人和善，大多选中老年人，拽着人家的衣角跟进去。还有更好的，主动把手伸到背后，让一个孩子抓住，顺理成章地带进去。
童年观影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是《少林寺》的上映。一天三场的惯例被打破，连演两天，每天六场，依然人满为患，过道上、二楼的台阶上，都是人。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和孩子们，一场接一场地看。那叫一个热血沸腾！结果，很快出现了一群光头小子。
少林寺的故事发生在河南，我班正好有个河南同学，大家于是很羡慕他。他也无师自通地会了“少林拳”，收了三个徒弟，其中一个就是我。四人在班里同进同出，师傅走在前面，三个跟在身后。课外活动时间和星期天，都在一起练武。攒钱买来宽幅黑松紧带，缝起来戴在手腕上当护腕。习武内容包括拳术、功夫，以及破阵之法。捡来瓦片，手掌用力斫下，纹丝不动，手倒生疼。贴在墙上，尽声而裂。于是，在师傅的见证下，三个人一气拍打，瓦缶雷鸣矣。套路则三人各攻一术，我主练掌，另一同学修拳，一习鹰爪功，全盘照搬觉远和王仁则。
《少林寺》之后，武打电影便接踵而来，我们则想方设法，每部不落。看了《南北少林》《少林小子》《少林俗家弟子》《武林志》《南拳王》《忍无可忍》《新方世玉》《武当》《自古英雄出少年》等。每看一部，便时新一种拳法。《武当》里的老道手执拂尘，我们找来蛇皮袋，一根一根抽出塑料线，集成一把，系在小树枝上。指捏树枝，靠在小臂，白色尘尾垂下。见面打招呼，也由双手合十的“阿弥陀佛”变为单掌立于胸前的“贫道”。记不清源自何处了，与拂尘相匹配的，还需一副拍板。两块竹片，顶端穿眼，用绳子系在一起，打快板样，互拍有声。观《新方世玉》后，人人练起“二指禅”，对着墙，或在课桌上不停地戳，期待像方世玉一般把砖头捅俩窟窿。《自古英雄出少年》里的“大丈夫”一段时间彻底颠覆了传统价值观，以致没人敢自称“大丈夫男子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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